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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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古典文学研究之路

我从四岁开始学习古文,小时候喜欢背诵《三字经》《幼学琼林》等启蒙读物。中学时代喜欢看《语文学习》等杂志,也比较喜欢自然科学,后来由于身体原因学了文科,当时语文考试的成绩也还不错。大学考到南充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之后辗转到了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区)师范的学校教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章炳麟先生给这所学校题的校训: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功。

教书的时候萌生了读研究生的想法,所以就一边工作一边准备研究生考试。在备考的时候得到了学校领导的关怀,他们主动提议让我少上课,让我安心准备考试。就备考科目而言,外语考试对我来说有难度,当时有个北大毕业的老师辅导我,老师说我的外语其实还不错,所以下了一番苦功后考到了北京。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书时,我的专业是先秦至隋文学。毕业的时候大家各自选题目,有同学提议我选《左传》,我的导师余冠英先生也有此意。但我觉得《左传》问题较多,争论不休,作者是谁,是不是存在左丘明其人,都不太确定,不太好写。后来决定放弃《左传》改而研究《史记》。余冠英先生说《史记》是个大海,浩瀚无边,但是也可以研究。他还说,看《史记》最好不要看标点本,要先看线装书,读得很流畅之后再做研究。我刚开始读《史记》还是很费劲的,只能一遍一遍读,慢慢熟悉之后,才开始着手准备毕业论文。当时的设想是研究《史记》纪传体对我国小说发展的影响。余先生看到这个题目后对我说,中国的小说一开始就先写传记,写传主的生平事迹,这在外国很少见。其次心理描写很少,即使描写心理,也会通过动作或者某种语言体现出来,这些问题无论就《史记》还是后世小说而言,都值得探讨,所以研究《史记》对中国小说的影响,这个题目还是比较好的。当时我就在思考,西方人又是如何写人物传记的呢?我翻阅了普鲁塔克的《比较传记集》(又称《希腊罗马名人传》或《希腊罗马英豪列传》),他比司马迁要晚100多年。《比较传记集》各传中,作者的叙述语言比较多,人物语言很少,主要是独白。有少数名人传,如《泰西传》《塞多留传》等,甚至完全不记载人物对话。而《史记》各传里,对话特别多。对话可以很好地表现一个人的性格。篇幅较长的《淮阴侯列传》,人物语言占了大半篇幅,作者的叙述语言反而比较少。西方这种叙述方式和司马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普鲁塔克和司马迁在关于人物传记写作方面的相同点与不同点,促使我对《史记》纪传体的写作风格有了深入的思考,最终以此为论题完成了毕业论文。

说到读书,不得不提到我的老师余冠英先生,他对我的专业指导让我终身受用。余先生文章的特点是不喜欢过分的考证,对于闻一多先生的考证方法,他是有不同意见的。余先生觉得闻先生写文章的考证方法就像是扣扣子,但是如果有一颗扣子掉下来,逻辑上就对不上了。

余先生是朱自清先生的学生,我也算是朱先生的再传弟子了。关于朱先生的学术成就,我专门写了《朱自清古典文学研究述略》,我觉得写的还是很用心的。这篇文章赞扬了朱先生两个方面的贡献:一是朱先生用语义学的观点解释古代诗歌;二是朱先生的《李贺年谱》,考证了李贺系出大郑王之后。《旧唐书》《新唐书》都认为李贺系出郑王之后,但是唐代有两个郑王,一个是高祖从父郑孝王亮(又称大郑王),一个是高祖第十三祖郑王元懿(又称小郑王)。那么究竟是哪个郑王呢?自阎若璩以来,有很多人主张李贺是大郑王后人,但是都没有具体的证据。经过朱先生考证,无论新、旧《唐书》,凡属小郑王后,其传必举“郑王元懿”或“郑惠王元懿”“宗室郑王元懿”;然而对大郑王后追述世系,仅至大郑王之子某王而止,不提大郑王,或虽然提大郑王,但不说具体名字。两《唐书》的这个文例,一经朱先生揭示出来,李贺为大郑王之后就成了定谳。我的这篇文章在《文学遗产》发表,当时有关文章多在这上边发表,不过都是小体字作为资料介绍,但我的是大体字,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写得比较认真。后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相继转载过这篇文章。作为余先生的学生和朱先生的再传学生,我觉得我对他们总算有了交代。

朱先生最令我感动的就是他做学问的态度。朱先生长期生病,他的工资虽然很高,但家庭负担比较重,所以在照顾生活之外,他搞国学的时间很少。尽管如此,朱先生做学问的态度还是特别勤奋、老实的。他的文章读起来很舒服,可能与他是个散文家、诗人有关系。这一点和闻一多先生不同,闻一多先生性情刚直,像孟子。朱先生更像孔子,温文尔雅。从才气来说,朱先生赶不上闻先生。朱先生旧体诗也写得不错,散文写得也很好,但是我觉得最珍贵的还是先生做学问老老实实的态度。我反复读过他的文章《诗言志辨》,虽然开始感觉绕来绕去很不好读,但读到最后,发现先生的结论清晰明确,由此可见朱先生做学问扎实的功底和踏实的态度。他还有一篇文章讨论陶渊明年谱,写得也很不错。虽然朱先生现存材料不多,我们还是公认他是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