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典型案例剖析

典型案例一，陆某砍伐自种树木，构成滥伐林木罪。2017年6月，陆某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与其妻子黄某携带油锯和柴刀到其自家林地内砍伐八角树，后将砍伐下来的木材装运到镇上出售获利。经有关单位鉴定，采伐林木的面积为0.3364公顷，采伐方式为皆伐，被采伐林木蓄积量为19.3立方米。案发后，陆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经法院审理判决，陆某系自首，有退赃表现。陆某的行为构成滥伐林木罪，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典型案例二，何某砍伐自购树木，构成滥伐林木罪。2018年10月，何某购买刘某位于横县“正冲岭”和“蛇狮岭”的两片桉树木。随后，何某向横县自然资源局申请采伐上述桉树木的采伐许可证。在横县自然资源局还没有批准采伐许可的情况下，何某于2019年4月开始聘请他人采伐上述桉树并对外进行销售。经有关单位鉴定，认定被采伐的树种是巨尾桉，采伐面积为1.56公顷，蓄积量为176立方米。案发后，何某主动到案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未经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林木的事实。经法院判决，何某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采伐许可证，滥伐林木，数量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滥伐林木罪，依法判处何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三万元。

从上述两个典型案例可知，违反森林法规规定，实践中常见的是应办证的未办证，或者在未得证前就实施砍伐林木的行为。危害后果要达到数量较大的程序。上述两个案例的情形，在广西较为常见，这也导致滥伐林木犯罪在广西的发案数量较大，在全国范围内也名列前茅。在习总书记多次强调“生态保护”的背景下，如何化解广西滥伐林木犯罪治理的瓶颈，是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研究课题，有必要就此展开深入的探讨。

二、广西滥伐林木犯罪的治理困境

广西滥伐林木犯罪案件高发且治理效果不佳，既存在客观原因的影响，也存在主观因素的作用。通过对广西滥伐林木犯罪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将为化解此难题提供可靠依据。

（一）广西林木资源丰富为滥伐林木犯罪高发的客观因素

广西是林业大省，在我国，是相当重要的木材生产基地。广西自然条件适合林木资源的发展，林业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天然优势。在林业产业层面，多项关键指标在全国名列前茅。广西林木资源丰富，成为了滥伐林木犯罪频发发生的客观条件。从广西滥伐林木犯罪案件的发案区域来看，案件集中在河池地区、百色地区和桂林地区，上述行政区域林业资源集中，且规模不一的林木加工厂较多，在日常的监管上也存在一些难点。从地理条件上来看，上述地区属于喀斯特地貌，山多地少，林木资源对于保持生态平衡具有重要的作用。受制于喀斯特地貌的地理特点，道路建设的费用较为昂贵，导致林区的交通条件相对较差，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当地林地资源破坏的情形。简单来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已经成为了当地居民的习惯。在需要建房、需要用钱的时刻，多会考虑将自己种植的树进行砍伐牟利，或者将自己种植的树进行贩卖，由购买者进行处理。这也就回归到我们上面列举的两个典型案件。为了切实维护林区生态的平衡，有必要通过多种手段丰富当地居民的收入方式和收入总额。

（二）行为人追求经济利益为此类犯罪频发的主观要素

其一，当地居民在给自己建筑房屋或者修缮房屋时，会涉及砍伐林木的问题。根据《土地法》的相关规定，砍伐宅基地门前屋后的零星树木，是法律所允许的。但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居民为了种植经济作物，将家附近的树木成片进行砍伐，导致林木资源的破坏。其二，外来木材收购商，通过金钱的利益诱惑，诱导当地居民为自己砍伐林木资源，加剧了广西滥伐林木犯罪刑事治理的紧张局面。在相关的案例中我们发现，当地居民为木材商贩提供劳动力，拿到手的收入大多就几十元至百余元，收入较低。这一方面还是回归到如何丰富当地居民经济收入方式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对外来木材商贩不法行为的追责问题。其三，由于木材具有的经济价值，围绕着木材采伐许可证的审批引发的腐败问题亦引人关注。通过广西纪委监察官方网站了解到，一些政府官员收受不当利益，为木材生意人开坡绿色道路，这不仅加剧了广西环境保护的紧张局面，而且侵犯了公务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对此，有必要通过林木资源的利益链条，开展具有针对性的专项治理行为，并通过制度设计形成有机体系，为广西林木资源保护提供制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