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客家文化高级论坛暨第十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以“族群迁徙与文化认同”为主题，于2011年10月21-24日在江西赣州、广东河源隆重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以及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以及韩国大田大学等海内外50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100多名学者出席了会议。本届客家文化高级论坛的主题是“客家人的迁徙与文化离散”，围绕这一论题，学者们分别从理论探讨、专题研究等角度提交论文37篇，并于圆桌论坛展开交锋。

一、理论探讨

自20世纪30年代罗香林先生开创客家学以来，从对“客家”的学术界定开始，客家研究范式经过几次转变，从民系到族群，从强调文化共同体到强调认同建构论，客家研究取向的转变应合了学术的潮流。

赣南师范学院周建新教授正是从族群认同的人类学研究进行回顾，将客家研究纳入到族群研究的知识体系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客家研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产生了新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以罗香林时期的研究为基础，继续以“中原汉族论”为框架对客家文化、客家人进行描述和论证的成果；二是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材料出发，对“中原汉族论”观点的评论和修正；三是人类学视野下对客家人族群认同建构过程的研究，他们主张以“族群”代替“民系”，因为“族群”的概念特别强调人群动态性与主体性，只有采用“族群”这一概念，才能以历史的角度来掌握不同社会情境下的客家族群，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全球化潮流下的客家全貌。

基于过去关于客家源流与客家形成发展史的研究，通常侧重于自北向南移民历史的关注，福建师范大学谢重光教授就客家移民与文化认同的问题提出新的看法。他梳理了客家认同经历的三个步骤：南宋时期汀州“颇类中州”的表述反映了汀州士人的自我认同与自我标榜，它抓住了中原中心，成为客家认同的第一步；明中叶大批梗化民被纳入编户成为良民，是客家形成发展史的重要一环，明清时期客家人对汉化、儒化、王化的认同是客家认同的第二步；第三步则是晚清以来客家精英与民众所形成的两种不同的文化认同。

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提出理解客家文化的关键概念：移动。他认为：由于“移动”作为一种日常化、世俗化行为和工具性功能，经常被忽略其“正义”价值，导致客家学研究的一种缺失。客家文化的历史结构的核心价值不是别的，正是移动性。客家人身份认同的依据也不是别的，也是移动性。换言之，不仅移动性成就了客家之所以为“客家”的基因，也是客家文化、客家族群认同在历史建构中的基础与基型。因此，确认移动的正义性也就成了定位客家文化的关键。

四川大学徐新建教授认为，要从理论上理解中国政府认定的56个民族之外自称民系的“客家”这类现象，须借助于多民族国家的人类学，它包含几层含义，其中有：“在多民族国家研究”、“研究多民族国家”和“从多民族国家出发而研究”，由此而论，在现代中国研究客家这样的“族系”及其历史迁徙，在人类学的整体视野观照下，其意义不再限于本土的一族一地，而在于以小见大、举一反三，从中发现能与世界他国、异族并置相通且具有普遍解释力的事象和规律。

以上学者将客家放置于族群研究的脉络中，联系历史变迁的过程、全球化的语境及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对客家研究今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客家研究所遇到的困境也是当前族群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因此，这样的研究维度与理论关怀不仅对客家研究有裨益，也将为族群研究提供借鉴。

二、专题研究

(一)概念的界说

客家研究已有近百年历史，但关于客家本身的历史却争论不休，一直没有达成一致。争论一方面说明研究的难度，另一方面却也展示了学术追求的魅力。客家研究最关键的仍是“谁是客家人”，“什么时候在怎样的情况下形成客家”，这一根本性问题没有一个相对清晰的答案，其它的众多讨论也就成了无本之木，亦无对话的可能。厦门大学周雪香副教授认为明中叶闽粤赣边的人口流动与“客家”名称的出现有着直接的关系。“客家”这一名称，最初应是明隆庆三年长宁、永安建县后，当地土著对来自闽西及粤东北、潮惠地区的“异邑民”的称呼。赣南师范学院温春香博士则认为作为族群的客家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从作为流民的客民到作为族群的客家，其自我言说也发生了变化。赣南师范学院王天鹏博士使用萨林斯 “文化界定历史”的研究方法来考察畲族与客家的形成，发现正是采用了“逃离”和“攀附”的不同政治策略，才最终形成畲族和客家这两个族群。